九游娱乐-斯帕尔主帅贝卢斯基请辞，球队重创内忧

<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合影>

生之意义

世道艰难斯帕尔主帅贝卢斯基请辞，球队重创内忧，但依然值得奋斗。

——度公子

01

梅贻琦自小沉默寡言、性格温厚。因为家庭贫困斯帕尔主帅贝卢斯基请辞，球队重创内忧，本科后便再无力求学斯帕尔主帅贝卢斯基请辞，球队重创内忧，被清华聘为物理系主任。不善言辞斯帕尔主帅贝卢斯基请辞，球队重创内忧的梅贻琦给学生们讲课，总觉得不对路。他觉得自己的个性，并不适合教书育人。

于是他找到恩师张伯苓：“我不想教书了，觉得无趣，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吧。”张伯苓说：“你才教了半年，怎么知道无趣？年轻人要学会忍耐。”

那一年，梅贻琦做出了选择：继续教书。

1930年初夏，国民政府试图修改教材，让清华学生接受军事管理。清华师生大规模抵制，前后两任校长都控制不了局面，只好离去。

对于新校长，清华师生提出五个要求：第一，无党派色彩；第二，知识渊博；第三，威望高；第四，人格高尚；第五，实实在在发展清华。国民政府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人合适，那就是梅贻琦。

在任职演讲上，梅贻琦继蔡元培之思，发表了那段著名讲话：“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，乃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此一言，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两座基石，一是发展学术，二是教育人才。

他的一生，就此与清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。

任清华教务主任时，梅贻琦延聘教授。他将陈寅恪的名字提交给校长曹云祥，曹云祥皱眉问：“陈寅恪连个文凭都没有啊？”梅贻琦却说：“虽然没有文凭，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。”随后，陈寅恪以布衣之身成为国学院导师，引一时轰动。

华罗庚震动数学界时，才20岁。熊庆来找到梅贻琦问：“论文你看了吗，这是个人才。”梅贻琦便说：“那就让他来清华。”熊说：“可他只有初中文凭。”梅贻琦说：“你不用管，上面如有过问，我来对付。”随后，华罗庚破格被清华录取，又绕过讲师、副教授，直升为教授。

在梅贻琦的奔走下，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叶企孙、陈省身等人纷纷进入清华。清华由此成为一个尊重学术自由、思想独立的学府。梅贻琦无为而治，教授开会，他端茶倒水，教授问他意见，他说“我从众”。学校管理上，他给师生充足的发言权。陈寅恪说：“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，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、那样少，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。”

当时，庚款基金非常雄厚，梅贻琦却节衣缩食。上任不久，就辞退了司机、厨子。他说：“这些钱应该拿来买图书、器材，给教授们提高待遇。”

后来到西南联大，更是省吃俭用。有一次，弟弟梅贻宝登门，发现其子梅祖彦脸颊都贴在书上了，便问：“怎么不戴眼镜？”梅祖彦拉开抽屉，梅贻宝一看，眼镜上竟缠满棉线，镜片涂满胶水。梅贻宝当即落泪。当时，教育部发给联大一笔补助金，梅家孩子按理可取，梅贻琦却让出名额，给了更困难的学生，带自家人吃白饭拌辣椒。

解放后，为了避免庚款被动，梅贻琦去了美国，在极其简陋的办公室中管理庚款基金，为自己定薪300元。国民政府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，被他坚决拒绝。生计所迫，他夫人只能去工厂打工。

1962年，梅贻琦病逝于台湾。床下有一紧锁皮箱，夫人韩咏华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他从北平带到昆明，从大陆带到美国，不知装的什么。”打开一看，大家都怔住了：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，17年间的数目，一笔又一笔，清清爽爽，分毫不差。

梅贻琦死时，连住院费和丧葬费都是靠师生捐赠。17年时光，他尽心尽力，为让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学府而精耕细作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先生粹然君子，并世诸君子比，华若未逮，而实则过之！”

02

1937年，北平沦陷。华北之大，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。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奔往昆明，组成西南联大。一位滞留北平名叫邓以哲的教授叮嘱年轻的儿子：“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力图报国！”

这个年轻人，就是邓稼先。

西南联大条件之苦难以想象。修建校舍时，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来设计，两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，梅贻琦当即否决：“联大没钱建这样的房子。”前后五稿，房子越改越简陋，最后只能搭建茅草屋。

昆明通货膨胀，物价一日三跳，有如脱缰野马。以当时物价来推算，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，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。昆明人都说：“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，邮票、电影和助教。”

<联大操场>

教授们个个破履烂衫，食不果腹。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。昆明冬天异常寒冷，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，晚上当被褥，白天裹身御寒。

华罗庚到联大，只能住农家牛棚，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。吃饭时，下面牛粪熏天，睡觉时，牛在柱子上蹭痒，摇得一家人无法入眠。空袭时，华罗庚差点被炸死。闻一多听说了，就邀他同住。那时，闻一多靠卖书、卖衣、治印换钱。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，竟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。

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那些和邓稼先一样联大学子，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：用心读书。

他们住着满是臭虫的茅草屋，每天吃着掺杂糠皮的粗饭，却始终求知若渴。图书馆虽只有两百个座位，却天天满员。去晚了，排队要大半天。经济学教授陈岱孙指定教材为菲尔柴尔德的《经济学概论》。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，书只有五六本，宿舍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，以便第二天分配。实在借不到，便用最粗劣的纸熬夜传抄，方便次日上课。

联大没有固定教室，亦无课桌，宿舍灯光黯淡，无法阅读。看书、写作都是在茶馆。一条龙翔街，一条凤翥街，密密麻麻全是茶馆。学生只需花几分钱点一杯茶，实在喝不起茶，就喝白开水，想坐到何时就坐到何时，茶馆也不会赶人。有人中途吃饭，临走前对老板说：“茶别收了，我还得回来。”

为了生存，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，四处兼差。当编辑者有之，做家教者有之，会计、翻译、电影放映员有之。对于联大师生在外兼差的情况，昆明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：“若是梅贻琦校长下令封校三天，不准师生出来，昆明大到政府机关，小到民营企业、中小学校，恐怕全都无法正常运转。”

大家克服重重困难，只为读书。

<联大教室>

联大学子队伍里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精英，为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科技、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：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23位获得者，8位出自联大；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，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；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，联大师生有171人，学生近百人。

陈岱孙说：“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、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，支撑了联大师生对敬业、求知的追求。”

1979年，一次核试验时，核弹直接摔在地上而并未出现蘑菇云。作为总负责人，邓稼先推开所有人，亲自去寻找碎片，查明原因。因为这次事故，他受到了严重的辐射，导致日后患上了直肠癌。

1986年，邓稼先病逝于北京。临终前，他对身边人叮嘱道：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…”

03

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，共有上古、中古、近代三个研究所，拟任陈寅恪为中古所所长。

当时陈寅恪在南方建立起一个自由、独立的学术世界。但郭沫若提出：“研究历史，应该用马列。”陈寅恪听了，自然无法接受。

他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，去南方说服恩师。汪篯见到老师，大谈局势。不料，话说到一半，陈寅恪勃然大怒：“你不是我的学生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陈寅恪怒的不是学生的“教育口吻”，怒的，是学生撇弃了学术独立性，为此感到心痛。

拒绝北上的陈寅恪做出了选择：学术独立。

<在助手帮助下著书>

1937年，山河破碎，父亲陈三立绝食而去。宪兵队请陈寅恪做客，陈寅恪只好离京，去往联大。守孝期间，国愁、家恨一起涌来，急火攻心，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落。抵达联大时，右眼已经看不见了。

离开北平前，他托人送出的典籍在途中被毁，手稿也散失，往日心血都化为灰烬。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，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，写下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两本巨著，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。

在联大，他长期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，导致左眼视力急剧下降。1940年，他借道香港赴英治病。结果香港沦陷，日方企图利诱他去大学教书，一袋袋面粉往他家里送。日军送一袋，他就搬出一袋，宁可饿死，也不摧眉折腰。得知他受困，狂儒刘文典奔走疾呼：“若先生出事，中华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！”经多方周旋，陈寅恪终于逃离香港。

因错过治疗，1944年，他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眼睛看不见了，治学却不能丢，不但不能丢，学术的自由，思想的独立，寸步不让！

1948年，国民党拉他去台湾，得知政府意欲控制学界，他拒绝登机。国民教育部部长向留住了陈寅恪的陈序经摊牌：“如果去香港，我们马上给他十万港元及新洋房。”陈序经一拍桌子，横眉而立：“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！我盖房子给他住！”

1958年，有人说陈寅恪是封建主义种族文化论者。陈寅恪当即请辞，不再教书，回到书桌旁，在助手帮助下撰写《柳如是别传》，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，为的就是告诉世人，何为风骨，何为气节。

“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，在明清易代之际，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，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，以此表彰我民族‘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’！我写此书，是痛哭古人，留赠来者。”

<陈寅恪晚年>

当时，他行动不便，双眼失明，全靠自己开列书单，再口述由助手记录。1966年，一张张大字报贴满他的床头，他也没有为学术自由退让半步。知道他看不见，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：每逢开批斗会，将高音喇叭吊在屋前屋后，或将小喇叭吊到他床前，要他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。

失明、瘫痪，依然不坠其志。

1969年，陈寅恪家徒四壁，难以进食，瘦得不成人形，终因心力衰竭，溘然长逝。离世时，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只是眼角不断流泪。

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终其一生，先生不攀附、不谄媚、不屈从，他以书生骨气践行一生的这句话，时至今日，依然振聋发聩。

04

北大燕南园55号门前有尊铜像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杖，目光和蔼地望向远方。铜像下刻着老人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，教书。”

这个老人，就是上文提到的陈岱孙。

陈岱孙出生于簪缨之家，智商超群。1918年，他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。在上海考清华插班生时，曾去黄浦公园游玩，兴致勃勃来到门前，却发现大门上挂着牌子：华人不得入内。为此，陈岱孙倍感屈辱，从此发奋读书，誓要振兴中华。

回国后，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：为国育人。

<先生年轻时，穿着十分讲究>

1927年，他成为清华最年轻的院长，一心只想着为这个国家培育更多人才，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讲台上。他前后历经清华、西南联大、北大三校，讲学70年，把育人一事做到了极致：

第一，时间概念精准。每次上课，他提前两分钟到达。铃一响，他开始板书、讲课。讲完最后一个字时，下课铃就会响，一个字也不多。

第二，讲义准备充分。之所以能做到一个字也不多讲，就因为讲义做到了功夫深处。每一课讲完，都是一个章节，比教科书还要准确。学生都说，听陈先生讲课，只要认真记笔记，听完就是一本专著。先生一生著述极少，多半时间都花在了讲义上，不断完善，与时俱进，直到七八十岁，依然在改进。

第三，教书讲究实用。他讲《财经学》，论文命题就叫《假如我是财经部长》。一次学年考试，要求学生分析校外摆摊人、修鞋匠的经济成分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锻炼学生融会贯通、学以致用的能力。

第四，治学无比严谨。经济学家平新乔于北大师从陈岱孙先生时，曾将论文初稿递给陈先生审阅。两个星期后，老人家批下来，平新乔接过一看，二十多页批注，一共七千字。第二遍，又批改了六页，第三遍才通过。平新乔感慨道：“看了陈老师的东西，才知道什么是威严，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！”

所谓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此言放在先生身上，一点不假。他出身贵族，生活却极为简朴，素衣淡茶，一个手提箱用了半个世纪，住所里没有空调，出门都赶公交车，家具还是西南联大时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。1995年，他个人工资只有860元。当初一位学生被“划右”，精神失常，找他救济。先生早不记得他了，但每月寄钱，一寄就是整整8年。

<先生晚年，一身素衣>

没有合适的对象，陈岱孙先生一生都未婚娶。他把灿烂的光热，全部都留给了三尺讲台，80岁还在给本科生上课，90岁高龄还在带博士。

遥想1937年，北平沦陷，校长梅贻琦让他去长沙接清华。开完校务会后，他连家都没回，一身长袍就奔上去长沙的路。在他心中，恐怕个人安危早就置之度外，想的只是如何为这个国家培育栋梁。

1997年，陈先生因病住院，在家门口从容登车时，亲人劝他换一件衣服，先生笑微微道：“不必了，过两天就回来。”27日，先生悄然辞世。

死前，先生喃喃念到：“这里是清华…”

05

1937年8月14日，日本空军直扑笕桥基地，想将我们一举瓦解。当时我国飞机靠国际援助，数量少，速度慢、驾驭难。侵略者们信心满满，势在必得。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

首战日，日军被击落两架飞机，随即派出精锐。17日，空军六期学员阎海文不幸被炮弹击中，跳伞误入日本海军阵地。日本人将其团团围住时，阎海文以随身手枪反击包围他的日军，并高喊“中国无被俘空军！”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。年仅21岁。

19日，三期学员沈崇诲，在攻击日本船舰时座基受损，无法返回空军基地。这时，日军旗舰“出云号”正指挥航队与中国空军激战。沈崇诲见此情景，在一瞬间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：自杀袭击。

1911年，沈崇海出生于湖北，父亲是著名的大法官，上海高等法院院长，母亲来自书香门第，从小教他良善做人。入学之后，沈崇海表现出极高的天分，不但成绩名列前茅，而且体格十分强壮。

17岁那一年，他考入清华，成为足球和棒球队的运动代表。按理说，以他的家庭背景、学识修养，未来的人生一片光明。1932年，听说杭州开设航校，他放弃了一份好工作，冒着大雪，投身空军。

以身殉国时，沈崇海年仅27岁。赴死之时，他的心头只有当年拍摄毕业合照时发出的那句呼喊：风云际会壮士飞，誓死报国不生还！

抗日时期，先后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做出了同一个选择：投笔从戎。其中以身殉国者，14人。

06

宫二说，“所谓的大时代，不过是一个选择。”

所谓人生，也不过是时代里的一个个选择罢了。就像陶杰在《杀鹌鹑的少女》里写的：“当你老了，回顾一生，就会发觉：什么时候出国读书，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、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、什么时候结婚，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。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，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，在日记上，相当沉闷和平凡，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。”

凡人皆有一死，不过就是在死去前，在一个个选择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最终走完一生。粹然如梅贻琦，傲骨如陈寅恪，壮烈如沈崇海，高洁如陈岱孙，其实也不过是在生命日常里，做出了一个个选择。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，梅贻琦找吴岭澜谈话。他问吴：“你文科这么好，为什么非要学实（理工）科呢？”吴岭澜说：“因为清华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学实科。我只知道，现在是该读书的年纪，把自己放在书本里，不管学的是什么，心就会踏实。”

梅贻琦听了，缓缓说道：“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中，有一种麻木的踏实，但丧失了真实。”

吴问：“什么是真实？”

梅说：“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、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。”而它，比踏实更重要。

电影结尾，张震问：“如果你们提前了解了所要面对的人生，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前来？看到的和听见的，时常令你们沮丧，世俗是这样强大，强大到你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…”

诚然，世界是这么辽阔，但很多时候，人们又会觉得它是如此逼仄，逼仄到没有更多的路可以走。可转念一想，也许太多时候，我们都被外界的观念蒙蔽，被内心的尘埃束缚，没有去用心洞察何为真实。只是在盲目地选择做一件又一件让我们感到踏实的事。

世界很美，世道很难。太多时刻，我们不得已而沉沦，听不见本真呼唤的声音。《无问西东》讲了四个时代年轻人的故事，但它要告诉我们的，不止是青春，是生而为人就要面临的困惑。它想说：人在江湖虽身不由己，但千万不要丢掉那份珍贵的本真，那个为了一个选择不羞耻也不懊悔的本真。

人生很短，爱你真爱，行你真心，无问西东。